寒风刺骨的上海审讯室内，一位身着西装的老者正接受审讯。就在警察们以为这又是一起普通的特务案件时，老者说出的一番话却让在场所有人惊诧不已。＂我是特科的人，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。＂此话一出，审讯室内顿时一片寂静。谁能想到，眼前这位看似普通的老者，竟与地下组织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？他的实际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他又是如何与毛主席的孩子产生联系的？更令人不解的是，为何一位地下工作者会以＂特务＂的身份被捕？

  世人皆知董健吾是位牧师，却不知这位看似平凡的教会人士，竟与中国革命有着不解之缘。

  1891年，董健吾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家庭。那时的上海，租界林立，洋楼毗邻，西方传教士在此开办了不少教会学校。年幼的董健吾就读于其中一所教会学校，这里的环境与普通学堂大不相同。

  董健吾天资聪颖，不仅学业优异，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1910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远东最负盛名的圣约翰大学。在那个年代，能进入圣约翰大学的学生，大多出身富贵之家，而董健吾却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全额奖学金。

  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对这个勤奋好学的青年格外赏识。在校长的推荐下，董健吾毕业后立即进入神学院深造。1914年，年仅23岁的董健吾成为一名正式的牧师，这在当时实属罕见。

  五四运动爆发后，董健吾经常与进步学生接触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租界里的一家咖啡馆遇到了的地下工作者。那天的谈话，让董健吾对革命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  1920年，董健吾被任命为圣德堂牧师。表面上，他每周主持礼拜，为教徒祈祷；实际上，他开始秘密接触地下党组织。当时的圣德堂位于租界，成为了地下党联络的绝佳场所。

  1921年春天，一个看似普通的礼拜日，董健吾在教堂的告解室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＂教徒＂。这位＂教徒＂其实就是特科的负责人。从那天起，董健吾正式成为了地下工作者。

  圣德堂的牧师身份，给了董健吾天然的保护。他可以自由出入租界，不会引起巡捕的怀疑。教堂的地下室成了秘密联络点，接头暗号就藏在《圣经》的书页里。

  1924年，上海爆发了工人运动。董健吾以传教为名，多次在教堂接待了来自各地的工人代表。那些代表们手里拿着《圣经》，实则在商讨罢工事宜。董健吾还把自己在教会的津贴，悄悄用来资助工人运动。

  这一切，都被他伪装在虔诚的祷告声中。每当有人询问他为何总是深夜还在教堂，他就说是在为教徒祈祷。谁能想到，这位西装笔挺的牧师，竟是一个秘密的革命者？

  1927年的＂四一二＂事变后，许多员遭到通缉。董健吾的教堂成了地下党员临时藏身的避难所。他还利用教会的关系，为一些同志办理了出境手续。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，这座哥特式的教堂，成了革命者的避风港。

  1930年的上海，租界里开设幼稚园并不稀奇，可谁能想到，藏在霞飞路上的大同幼稚园，竟是特科精心设立的一处秘密据点。

  这所幼稚园的创办，源于一次特殊的组织会议。当时的上海，笼罩全城，大批员被通缉、逮捕。许多革命者的子女无人照料，有的流落街头，有的寄居亲友家中，情况十分危急。

  一天，董健吾接到上级指示：以教会名义创办一所幼稚园。这个提议看似普通，实则用意深远。教会办学在当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，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。

  大同幼稚园的选址也颇有讲究。它坐落在租界的边缘地带，一条小巷子通向法租界，另一条巷子连接着公共租界。这样的地理位置，既方便接送孩子，也为紧急撤离预留了后路。

  为了掩人耳目，董健吾请来了几位真正的教会幼儿教师。他们白天正常教授孩子们唱歌、画画，晚上则由地下党员轮流值守。幼稚园的地下室里，还专门设立了一间密室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  1931年春天，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幼稚园。这位女子自称是商子，要送孩子入园。董健吾接待了她，按照接头暗号确认身份后，才知道这两个孩子竟是某位重要革命领导人的子女。

  从那以后，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。有的孩子由＂姨妈＂送来，有的则由＂叔叔＂带到，这些＂亲戚＂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掩护。渐渐地，大同幼稚园成了革命者子女的秘密集中地。

  表面上，这是一所普通的幼稚园。孩子们和其他幼稚园一样，每天唱歌、做游戏、吃点心。可实际上，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特殊的代号，他们的实际身份被严格保密。就连幼稚园的老师们，也不清楚自己教的是谁家的孩子。

  董健吾为了让幼稚园看起来更像样，还专门从香港订购了一批新式教具。这些教具不仅让孩子们玩得开心，也让来往探查的人更加相信这就是一所普通的幼稚园。

  幼稚园的伙食很好，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和肉类。这些食材都是由不同的党员分散采购，再由厨房的阿姨们精心烹制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能让孩子们吃饱吃好，已经是难能可贵。

  为了防止暴露，董健吾规定：接送孩子一定要使用暗号，每周更换一次；工作人员轮岗必须错开时间；重要文件要藏在《儿童读物》的夹层里。这些看似琐碎的规矩，却保护了许多革命者的后代。

  就这样，大同幼稚园在枪林弹雨中悄然运转。白天是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，夜晚则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。这个小小的园子，成了革命火种得以延续的重要据点。

  1932年初的一个深夜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大同幼稚园的宁静。值班的地下党员打开门，只见一位气喘吁吁的同志递来一张字条：＂叛徒出卖，园内情况已暴露，速撤！＂

  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。当时园内正有二十多位革命者的子女，这中间还包括几位高层领导人的孩子。一旦被敌人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  董健吾当即启动了早已准备好的紧急预案。他先派人通知法租界的交通员，准备接应；又让值班的同志分头去通知可靠的党员家庭，准备临时收留孩子们。

  为了不惊动熟睡的孩子们，董健吾让保育员们悄悄收拾每个孩子的必需品。他们把衣物分装在不同的包裹里，再用报纸包好，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杂货。

  凌晨三点，园内的准备工作完成。董健吾让同志们把孩子们轻轻抱起，用毯子裹住。孩子们迷迷糊糊地被唤醒，保育员们轻声告诉他们：＂我们要去看烟花，要保持安静哦。＂

  撤离分三批进行。第一批由三位女同志带领，她们装扮成逛夜市回家的人，怀里抱着孩子，手里还提着些夜市买来的小吃。第二批假扮成下夜班回家的工人，把孩子藏在大衣里。第三批则由董健吾亲自带队，他穿着牧师服，推着装满＂教会物资＂的手推车，车下暗格里藏着最小的几个孩子。

  就在最后一批人离开仅仅半小时后，一队便衣特务闯入了幼稚园。他们翻箱倒柜，却只找到几件孩子们落下的玩具。

  孩子们被分散安置在租界内不同的党员家庭中。董健吾利用教会的关系，给每个孩子都办了一份新的身份证明。他们有的成了商人的子女，有的变成了教友的后代。

  这时，一个更大的难题出现了：其中两个孩子的身份特殊，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子女，必须找到最稳妥的安置方案。董健吾经过再三考虑，决定亲自收养这两个孩子。

  为了照顾这两个特殊的＂客人＂，董健吾不得不暂时放下教会的工作。他租了一间普通的里弄房子，又把妻子从老家接来，开始了一段惊险的地下抚养生活。

  撤离行动虽然惊险，但每一个孩子都安全转移。这些革命的种子，就这样在惊心动魄中得以保存。后来有人问起当年的撤离经过，董健吾只是淡淡地说：＂都是组织计划得好，同志们配合得好。＂

  1932年深秋，上海的一处里弄房子里，董健吾夫妇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生活。他们收养的这两个孩子，表面上是远房亲戚的遗孤，实际上却是革命领导人的子女。

  为了不引人注目，董健吾夫妇过起了最普通的市民生活。董太太每天变着花样给孩子们做饭，有时是上海本帮菜，有时是湖南口味，为的是让远离父母的孩子们能吃得习惯。董健吾则继续以牧师的身份在教堂工作，这份体面的职业成了最好的掩护。

  可是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。1933年初的一天，两个孩子突然不见了。董健吾立即向组织汇报，同时发动街坊四邻帮忙寻找。三天后，他们在苏州河边的一个码头找到了这两兄弟。原来，年长的孩子想去找父亲，带着弟弟偷偷离开了家。

  这件事给董健吾敲响了警钟。他意识到，仅仅提供衣食住行是不够的，这些特殊的孩子还需要更加多的关爱和教育。于是，董太太开始在家教孩子们读书认字，还教他们唱童谣、讲故事。董健吾则利用周末时间，带孩子们去外滩看轮船、去公园玩耍，让他们感受一份平凡的家庭温暖。

  经济上的压力也随之而来。两个孩子的开销不小，董健吾的牧师薪水勉强够用。这时，一个意外的援助出现了。1934年春天，张学良秘密来到上海，得知董健吾在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，立即表示要提供帮助。

  在张学良的资助下，董健吾为孩子们置办了新衣服，买了更多的学习用品。更重要的是，张学良还帮忙联系了去往苏联的渠道。当时的苏联，是中国革命者子女最安全的去处。

  为了让孩子们安全前往苏联，董健吾开始着手准备文件。他利用教会的关系，为孩子们办理了出境所需的各种证明。同时，他还请来一位俄语教师，教孩子们最基本的俄语对线年初，机会终于来了。一支苏联商船即将停靠上海港。组织上决定，由这艘商船秘密护送孩子们前往苏联。临行前的那个晚上，董太太特意做了一桌孩子们爱吃的菜。她还给每个孩子缝制了新棉衣，在衣领里细心地缝上了他们的中文名字。

  第二天凌晨，董健吾带着孩子们来到码头。他们假扮成去送货的商人，混在繁忙的码头工人中间。当孩子们登上商船的那一刻，董健吾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一年多来的担惊受怕，总算有了一个安全的交代。

  送走这两个孩子后，董健吾又陆续接收了其他革命者的子女，继续着这份秘密的使命。每个来到他家的孩子，都有一个特殊的代号，都是一段需要严密保护的秘密。

  五、＂特务嫌疑＂背后的线年的上海，一场意外的特务审讯，揭开了一段尘封二十多年的秘密。当时，因为＂潘杨事件＂的牵连，董健吾被当做特务嫌疑人带入了审讯室。

  谁能想到，这位被指控为特务的老者，竟是地下党的老同志，更是一位革命后代的秘密守护者？

  那天的审讯中，董健吾平静地道出了自己的线年代的铜质纪念章，这是当年特科发给他的信物。纪念章背面刻着一串数字，正是他的地下党员编号。

  消息很快传到了上级部门。一位老同志认出了这枚纪念章的来历，立即派人调取了相关档案。档案显示，董健吾确实是1921年就加入的老党员，而且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立下过不少功劳。

  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就在同一年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来到中国，准备采访延安的革命领袖们。当他提到想了解＂王牧师＂的故事时，却发现没人了解这一个人物。直到一位老同志提起，＂王牧师＂就是董健吾的代号。

  原来，董健吾在担任牧师期间，曾多次利用教会的身份为地下党传递情报。后来他又创办大同幼稚园，收留革命者的子女。为了隐藏身份，组织给他起了个代号叫＂王牧师＂。

  当年被董健吾救助过的孩子们，此时已经长大成人。他们中有的在延安工作，有的在苏联学习，还有的已经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担任要职。这些人听说董健吾的遭遇后，纷纷写信为他作证。

  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尤其引人注目。信中说，1935年那批被送往苏联的孩子们，现在都已经学有所成。他们永远记得那个在上海码头送别时的清晨，记得董健吾夫妇给他们准备的新衣服，记得衣领里缝着的中文名字。

  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董健吾被错认成特务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。原来，当年他为了掩护地下工作，不得不和一些军政要员来往。这些表面的交往，加上他的牧师身份，让人误以为他是特务。

  1956年春天，中央专门为董健吾的事迹召开了一次座谈会。与会的老同志们回忆起了那段隐秘的革命岁月，还原了董健吾的革命历程。那个曾经在租界里开办幼稚园、装扮成普通牧师的地下工作者，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肯定。

  会后，组织决定将董健吾的事迹公开。这位在黑暗年代里守护革命火种的老人，最终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，光明正大地站在了人们面前。1960年，董健吾在上海逝世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，与他曾经守护过的革命事业永远长眠。